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东京审判中方代表团全程亲历者，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高文彬先生，于2020年9月7日3时10分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99岁。
高文彬教授是全程参与1946-1948年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大审判）的最后一位亲历者。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兼翻译，高文彬与其他成员一道，配合中国检察组起诉、举证、辩论、庭审和量刑，最终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
东京审判的历史见证人
历史，昭示着过往，连通着未来。当某一个事件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历史。1946年至1948年间，在那场历时两年半之久、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东京审判上，那些将日本战犯送上历史绞刑架的17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们，已经随着他们一个个的谢世，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然而，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永远不能被遗忘。因为，它代表的不止是一段历史，更承载着中国人在饱经伤痛后，拼尽全力夺回正义与尊严的骨气、勇气和坚不可摧的爱国之心。
作为东京审判的“活历史”和见证人，高文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审判。“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清楚，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让一代代年轻人知道并了解那段历史，非常的有必要。希望炎黄子孙们好好学习，正确认识历史，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高文彬说，每一次的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反思和纪念。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这场历时924天的审判，因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
因东京审判的需要，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高文彬经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的推荐参加了测试，并被成功录取，自此与东京审判结缘，并影响其一生。
1946年5月，高文彬远赴异国，随身携带的，是几大箱从国内带去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作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的证据。法庭审判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翻译资料并整理文档。由于工作出色，高文彬在结束翻译工作后，被向哲浚检察官留下当秘书。
在参与东京审判中，有一件事让高文彬记忆深刻。正当所有人都疲于寻找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罪证时，他偶然在《东京日日新闻》的一堆旧报纸资料中，发现了一张摄于1937年的新闻图片。报上刊登着这两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比赛谁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最多谁赢的消息。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竞赛”，竟被当时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场。这份报纸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发现，于是他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作为中方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人的证据。因为证据确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最后经法庭审判，在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史料记载，当年向哲浚检察官曾经说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在东京审判上，中国代表势单力薄，那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
据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中方代表在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连着一个。时间紧迫，人手奇缺，再加上大多数中国代表对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实践，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也无意识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
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七七”事变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他们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他们再三坚持，终于得以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罪证。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日本战犯有罪，并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开头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判决书整整宣读了7天。
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东京审判，也不会忘记在东京审判中，为祖国伸张正义，惩奸除恶的这些英雄中国人的名字。高文彬先生一生传奇，他的名字，必将同另16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们的名字一起，永远被载入历史史册。
高文彬教授的海大情缘
东京审判结束后，高文彬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工作。1952年，受历史问题等牵连后在江西某农场工作。在农场期间，凭着不屈的精神、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信念，一直坚持阅读学习，每天坚持记录英文笔记。
高文彬1979年进入上海海运学院从事教师工作至今，已经有足足四十个年头。他当年的学生，如今已遍及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各个领域，有的成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回忆起当年听课时的情景，学生们对他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依然记忆犹新。
无论是在岗还是退休，高文彬始终关心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即便是年事已高，只要身体允许，还是会经常回到学校走走看看。2019年，上海海事大学举办110周年校庆活动，高文彬在收到邀请后，兴致勃勃地来到临港新校区，参加各项活动。
在法学院四楼的院史馆，陈列着高文彬珍藏了几十年的亲笔正楷书写的教案。他本想继续保存这些教案，以作纪念。但是，当法学院的领导跟他说，这样的教案，代表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的历史，契合法学院“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精神，可以给法学院的教师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传承老一辈教师勤勉踏实的工作作风时，高文彬当即将这一批珍贵的教案捐赠给了法学院院史馆。
高文彬先生驾鹤西去，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高文彬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上海海事大学法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努力奋斗。
沉痛悼念高文彬先生！高文彬先生千古！
